多得多。

    这样，也形成一种新的平衡。

    林祖涵很诚恳的高速里德：“有了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党，工农群众还需要再另找别家来代表自己吗？我想您也了解君汉主义的思想内容，君汉主义强调的是一个先锋队的党将阶级意识灌输到工人阶级中去，但也强调先锋党绝不能代替人民群众包办一切，因此，在中国有一句话叫做过犹不及，我们对社会的革命不能追求一步到位，而是通过党与群众之间的互动关系，潜移默化中使人民具备自己解放自己的能力。”

    里德来自多党民主传统深厚的美国，所以他倒是很容易理解林祖涵的这番话。

    正是因为强调上下层互动，强调党的引导下的群众自发行动，因此工农群众在中国的政局中实际上成为一支有明确利益指向的群体。尤其是因为他们在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中国社会党是党允许他们这样做的，并且事实上由于中国社会党的力量来自于工农群众，假如林淮唐不希望透支自己的政治威信，那就不可能不允许。

    所以在中国，就有实力强大的独立工会，还有诸如中国劳工党这样独立于社会党之外的工人政党出现。他们最本质的要求，就是都反对把工业化高积累政策的成本全部加到劳动者头上，要求官员和知识分子也要承担工业化的积累成本，反对有知识有技术的生产资料的管理者享有特权。

    但由于工业化生产方式的限制，要彻底消灭这种特权是不可能的，但使得这种积累的分配比例更加公平，却是可能的。

    因此林淮唐在进行“整风”的时候往往会寻求群众自发力量在体制外的推动。而且，当中国越过原始积累阶段的话，这些非包办替代的自发组织还有可能继续维护劳动者的各方面的利益，避免阶级专政堕落成一党专政，从而越来越接近社会主义。

    林祖涵说：“如果我们可以把这种在党的引导下人民为了自身利益自发产生的，不是党包办替代的自我组织叫做社会主义的方向的话，那么这就是君汉主义所赞同的社会主义。”

    美国的工业化早已越过了原始积累阶段，英、法也是如此，所以里德其实不是太能直观认识到“工业化的积累成本”究竟意味着什么，也不太能直接理解到中国在近十年来爆发的种种政治运动，其本质就是各种势力在重新分配承担这种成本的比例。

    简而言之，中国的社会变化，尤其是五大以来的社会变化，很大程度上是由群众自发和党的引导或异化产生的包办替代这两股合力来完成的。也就是说在政治运动中，既有党引导下的群众为了维护权益——当然多数情况下是要求优势阶层削减自己的利益，公平地承担积累成本——积极地自我组织，也有党的积极引导和动员。

    当后一种占优势的时候，党可能会进行包办替代强制组织，会有把积累成本越来越加在工农身上的倾向；当前一种占优势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群众运动不受控制和引导产生的无政府倾向。

    比如山西的七一七动乱，问题就在于群众缺乏引导导致打击面过大并且打击手段过于血腥，而像双轮双铧犁一类的官僚指令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党政官僚的包办替代导致的强制。

    这两种趋势之间，很难形成静态的绝对公平，但通过工会和中国社会党这类介于体制和工农群众自发组织间的存在，林祖涵还是相信当前的中国已经形成了两种趋势间良性的动态平衡。

    所谓政治运动，在天某些人看起来是与民主、法制完全对立的概念。这主要是因为其打击面往往偏大，而且打击程度较深，且脱离程序。但政治运动与法律手段相比还不仅仅是一个程度和力度的问题。

    实际上，它包含的是用体制外的因素来解决体制内的问题这一考量。

    因为如果仅仅是将这些人纳入体制之中，强大的社会党干部队伍和专政机器完全可以满足这一点，没有必要采取发动群众的方式。

    林淮唐之所以会倾向于对体制内问题采取体制外解决，也就是全社会解决，也是在于防止出现包办替代，培养起真正的社会主义力量。也就是培养工农群众的自我组织和阶级意识，如果产生了一支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利益集团，那么这支力量就能够在林淮唐死后也将中国逐渐牵引到共产主义的轨道。

    至少在林淮唐看来，适当的政治运动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发展，绝对是良性的存在。林淮唐不相信某一种制度能够保持黄金般的永恒魅力，即便是在另一个时空，号称最为痴心于法制的美国，也是仰赖于民权运动这样一场体制外的政治运动才走出了六十年代的阴霾，体制只有不断和体制外的政治运动互动，才能保证“自我演变”的进步，而只有时刻维持“自我演变”的进步，才能避免来自于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